山河远阔，国宝归途何处？ 离散五十载，血脉终将汇流！历经数载，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、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长、著名作家祝勇近期推出《国宝》三部曲的终结篇《亿兆斯民》，至此，逾八十万字的《国宝》三部曲以完整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《国宝》三部曲是献给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力作，前两部好评如潮，已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、入选中国作家协会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第三期名单、中国出版集团好书榜2025年度榜等，荣获十数项行业荣誉，深受读者青睐。
《国宝》三部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以20世纪30年代为起点，以那文松等故宫人的命运浮沉为主线，真实还原了故宫文物从北平出发，历经南京、上海，最终迁往大西南，而后分隔海峡两岸的艰辛历程。小说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、聚散流徙，讲述其因南迁而波澜飘摇的家族史，以小见大，从烟火日常的民间立场见证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。
从非虚构《故宫文物南迁》到长篇小说《国宝》，祝勇完成的不仅是文体的跨越，更是从“行为史”到“心灵史”的深化。非虚构作品记录了文物南迁的路线与事件，却无法抵达那些守护者的内心。
展开剩余80%谈及创作的初衷，祝勇首先从文物的本质价值切入。他指出：“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，但故宫里面的文物却不是，它们是历朝历代的结晶，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。”故宫文物南迁这一历史事件，正是在中华文明面临存续危机的关键时刻，先辈们为守护这份物证所进行的壮举。书写文物南迁的故事，本质上是书写文明守护的史诗。
《国宝》三部曲最深刻之处，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民族的尊严从何而来——不是来自征服，而是来自守护；不是来自占有，而是来自传承。当文物在战火中辗转，当守护者在绝境中坚守，一种超越个体的文明力量便悄然生长。为此，祝勇将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推至前台，为众多角色精心编制人物小传，让那些湮没在烽烟中的面孔重新浮现。
84岁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刘心武认为，祝勇写小说是为了探寻“心灵史”：“他想写这个人物的行为，更想写人物的内心，他不仅要写行为史，还要写心灵史。小说是探索人心的利器，这是所有其他文学体裁都难以匹敌的。”
“第二部已经把南迁过程基本讲完，到南京朝天宫，故事本可以结束，为什么还要有第三部？读完我得出结论：非有不可，第三部不得了。”刘心武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感受，小说中虚构人物那文柏——那文松之弟、东北野战军成员——的出现，揭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、救文物的真相。北平和平解放，是共产党下决心保护这座古城、保护故宫这个“最大的文物”的结果，在世界战争史上惊天地泣鬼神。
第三部小说中对中国人精神内核的挖掘，让刘心武动容，“什么是国宝？文物是国宝，但是亿兆斯民灵魂深处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才是真正的国宝。”读到书中前后留白、格外醒目的“回家去”三个字，刘心武自言“眼泪都快出来了”，“我们中国人灵魂深处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就是要回家，我们讲究大团圆，我们要团聚，我们要分久必合，我们要破镜重圆，我们要碎玉合璧，这是深藏在中国人包括我个人心底深处非常宝贵的一种情愫，这就是我们的国宝。”
著名评论家、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施战军赞赏祝勇在创作中实现了“破题”，“怎么把这么重大的时间上发生的东西，把大历史运作为小日子，把大文物运作到小人物身上，这是他在创作当中一直为自己破题的一个东西。” 施战军尤其看重小说中的“刚性”人物——丁彤云、蓝星宇，各有各的“一股劲”，“文学作品里面雄强之美太重要了，这里面是真正的民族精神。”
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回顾了与祝勇长达9年的合作历程，“祝勇对文学的追求是执着的，他在一个领域深耕到极致。关于故宫的非虚构写作他写了十几种，而这一次，他又写了长篇小说。一个作家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、以这么多文字来书写一个地方，祝勇应该是在中国书写故宫的第一人。”
面对浩繁史实，祝勇坦言创作之初的艰难：“这个题太大，有无从下手的感觉。”他的解决之道，是从宏观史述转向微观命运，借鉴《四世同堂》等经典的经验，通过小人物、小角度来反映大事件、大时代。关于真实与虚构的关系，他表示：“人物是虚构的，但他们走的路、花的钱，所有细节都必须是真的。那文松是假的，但他从大方家胡同到故宫上班的路线是真的；沈芷伊是虚构的，但她投江的那条江，是文物南迁真实上岸的地方。”刘心武称赞：“现实主义是比较苦的一种写法。《国宝》是一部当代的现实主义力作。祝勇这样吭哧吭哧地守拙，为时代留影，注重人物刻画，讲究情节和细节，是很茅盾式的文本。”
施战军指出，《国宝》三部曲的价值在于它充满了“精灵式的细节”——一个细节可以负载前前后后的命运、人物心智、内心图景，把它们全部涵盖进来。“这个信息量是活的信息量，是审美信息量。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会联想很多、触动很多，把所有历史最后都揪到自己心里来，看到一个民族、一种人种内心世界的图景。”他认为，在AI、虚假图像不断侵扰认知的今天，《国宝》三部曲提供了一种穿透性的、通透的认知方式。“它既是现实主义典范的作品，同时也是深具现代文明气韵的一部好的长篇小说。”
当那文松在垂暮之年踏上归乡的路，当梅遇影在北平的胡同里等来半个世纪的团圆，当破碎的玉佩终于在阳光下重新合璧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家庭的重逢，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还乡。小说结尾的那句——“人生中他们好像是第一次，可以这样安然地，谋划未来”——道出了整部作品的精神指向——历经离乱之后的对团圆的渴望，穿越苦难之后的对安然的期盼。
《国宝》三部曲，以千年丹青为骨，以万里河山为脉，以亿兆斯民为魂。它将国家记忆熔铸于一个个具体人物的命运之中，让那段峥嵘岁月穿越时空，在读者心中激荡起关于文化、家园、命运与精神的回响。它不仅为文物南迁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立传，更为每一个在时代洪流中守护文化根脉的普通人，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雕像。在这座雕像面前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过去，更是未来——一个文明如何穿越苦难而生生不息的未来。（记者 仇宇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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